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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淬炼以年前张庚先生为考察对(5)
这一时期的戏剧是救亡的戏剧、战斗的戏剧,那种把戏剧当作“自足的艺术”[3]张庚:《戏剧的旧概念和新概念》,《张庚文录》第一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22页。原载《抗战戏剧》一卷8期,1938年2月。,那种“以艺术的游戏为满足”[4]同上,第223页。的审美旨趣,肯定是被张庚鄙弃的。此时,他以一名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身份更加明确了戏剧是“行动的艺术”[5]同上。,是需要和政治行动、需要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但张庚的与众不同在于,在政治诉求高涨的环境下,依旧不放弃对艺术性的考量。他将如何把握现实主义戏剧创作,同时提高主题的积极性,作为他此时对戏剧实践的关注。
初踏延安的他就看出了那些书写“战斗”的现实主义戏剧中所存在的“观念论的残余”。何谓创作中“观念论的残余”?张庚认为,就是只凭脑子里幻想的“现实”创作,而没有生活。在张庚看来,一名标准的现实主义者是不能不写深刻的生活的,要想深刻,就要“深切体味到生活的、现实的深处”,就要“克服幻想主义,走马看花主义”[6]张庚:《剧本创作问题》,《张庚文录》第一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26-227页。原载《解放》一卷50期,1938年8月。。戏剧是要有活生生的生活和情感的,这从张庚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但是,张庚所认为的生活,并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在生活的“繁琐、不洗练”与远离生活的“空洞,没有活的内容”[7]张庚:《戏剧艺术引论》(1942年),《张庚文录》第四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之间的斗争,即被谓之“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他于20世纪30年代对现实主义创作的警醒让今天的笔者惊叹时光恍若没有前进。即使是进入21世纪的戏剧创作,在涉及到指向性明显的现实题材创作时,我们的剧作者依然是停留在自己的小圈子中通过“幻想”创作,而所谓的体验生活也不过就是“走马看花主义”的21世纪翻版。有人物、有事件,但是没有切身的悲喜,没有真正的生活,这样又怎能触及灵魂,怎么可能深刻呢?所以,投身到实践之中,是张庚提出的解决方法。但有意思的一点是,现实主义者张庚同时认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的作品一定有丰富的积极意义”。[8]张庚:《剧本创作问题》,《张庚文录》第一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28页。原载《解放》一卷50期,1938年8月。在张庚看来,深刻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了解问题,所以能够“热望着解决”,也能够为解决问题提供“正确的意见的”,因此“现实主义和积极性有着不可分的关系”[1]张庚:《剧本创作问题》,《张庚文录》第一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28页。原载《解放》一卷50期,1938年8月。。看来20世纪30年代的张庚的的确确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这份乐观经历过岁月的挫折后,都将化成他未来对人生的平和与通达。
“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2]张庚:《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张庚文录》第一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31-249页。原载《理论与实践》一卷3期,1939年10月。是延安时代的张庚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他从城市进入乡村后,看到了更广阔的民众现实——话剧的小众和边缘化,以及旧剧所具有的先天的群众性。他反思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话剧的缺陷,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的戏剧运动并没有向大众、向民族的底层深入,与此同时,他也越来越多地领悟到中国传统戏曲的价值。那时提出的“话剧民族化”和“旧剧现代化”的两种发展方向,无疑是张庚在戏剧理论上的巨大贡献。在《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一文中,他注意到话剧与中国底层民众审美间的距离,尤其是在形式上的距离,而张庚认为这正是更具民众基础的旧剧可以弥补话剧的方面。同时,旧剧在表现现实生活上也存在着距离、之于时代的进步立场也很疏离,张庚认为这恰巧是话剧人可以给予戏曲人的地方。这种将话剧与旧剧对照地来谈的思维方式无疑是开阔的,而站在民族的立场下,张庚认为唯有取长补短,用彼此的优缺点来精进彼此才是中国话剧和戏曲共同向前发展的大道。
当然,他认为“梦想让旧伶人自己来改革旧剧,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3]张庚:《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张庚文录》第一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32页。原载《理论与实践》一卷3期,1939年10月。。“旧剧现代化”“在目前决不仅仅是舒舒服服地接受技术遗产,而且要改造旧剧伶人的一般的观念和对于戏剧的观念”。[4]同上,第243页。他又进一步说:“旧剧现代化的中心,是去掉旧剧中根深蒂固的毒素,要完全保存旧剧的几千年来最优美的东西,同时要把旧剧中用成了滥调的手法,重新给予新的意义,成为活的。这些工作的进行,首先一定要工作者具有一个进步的戏剧以至艺术的观念。”[5]同上,第246-247页。无疑,张庚是非常重视艺术观念的理论者,这从他的诸多文章中可见一斑。在他看来,旧剧的技术遗产是宝贵的,但只有在此基础上施予先进的观念才能让旧剧涅槃、新生。而先进的观念正是艺术创作者超拔出众的关键,即使那些打着进步大旗的话剧人又何尝不需要去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呢?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定时期,张庚认为“话剧必须向一切民族传统的形式学习”[6]同上,第245页。就是话剧人最紧迫的观念。
文章来源:《煤矿现代化》 网址: http://www.mkxdh.cn/qikandaodu/2021/0326/9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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